高职“单招季”，恰逢“高职今年扩招100万”，让不少高职院校更忙碌了。

3月15日，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紧急发布通知，单独考试招生录取人数将在已公布计划2700人的基础上大幅增加；次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2019高职单招新增计划出炉，新增计划总数超3万；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明生告诉记者，今年单招计划拟在3450人的基础上再增加近900人。

眼下，“还有更多的高职院校正等待关于扩招的具体通知。”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寿斌说，虽然各省级层面的扩招实施性文件尚未出台，但高职院校已经在思考扩招的后续问题，比如高职今年扩招100万人，生源怎么招进来？扩招后怎么教与学？高职院校需要进行哪些调整等。

扩招第一题：怎么招？

全国共1418所高职院校，今年共扩招100万。不少人担心生源不足，在王寿斌看来，一方面这样的担忧可以理解，”毕竟校均需增加约705个学生”。

另一方面王寿斌认为，高职院校也需要改变招生意识。“长期以来很多高职院校更习惯于放出一定的招生计划，让考生报考，如果没人报考，就说生源不足，把问题归于外因，而不从自身去找原因。归根结底，是缺乏市场意识，满足于‘等、靠、要’。”

“今年国家提出高职扩招100万，并非只给了招生数字，同时也已经给出了招生路径，即‘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王寿斌认为，学校应当主动与当地的“退下农”的“主管部门”取得联系，商讨具体招生政策和对策；同时，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立即会同人社、财政等政府部门起草“实施细则”，“很多招生办法需要与相关部门协商后才能更接地气，更有利于实施，有时候可能还需要另外的条线配套政策”。

“把社会群体中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人，特别是迫切需要接受职业教育的退伍军人、下岗工人、农民工，纳入到我们的生源中来，让他们接受职业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缓解就业问题、推动转型发展的重大选择。”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林表示。

不过这类考生很难跨过现在的招生考试门槛跨进高职的大门，刘林认为，可以对职业教育设置单独的教育考试制度，更注重职业潜在素质的考察，让非传统的学历教育群体能够继续学习，“职业教育培养的核心是技能，招生时可根据技能或特长去考核，比如说动手能力要求较高的专业可针对考生的动手能力进行考核”。

“扩招并不意味着降低门槛，而是要进行分类的选拔制度。”刘明生举例，比如转岗工人想来高职深造，是否可以跟企业合作进行“订单式”招生和培养？再如，有些想进入高职的工人或退役军人，能否根据他曾经获得的技能证书来进行考察、选拔？

当然除了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刘明生认为，中职生也是重要的生源。此次，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新增的900个单招计划中，其中有600多个名额便是针对中职生进行选拔的。

扩招第二题：谁来教？

随着生源多元化，学生综合素质差异较大、接受能力千差万别的现实，高职院校如何才能让起点各异、目标有别、出路不同的各类学生完成学业？这也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人，不仅缺人才，也缺人手、人头。”王寿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生源大幅度增长了，扩招100万，按教育部要求的平均师生比1∶18来计算，全国高职院校共缺5.5万名教师。“为了应对这种危机，不排除‘内部挖潜’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最终还是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此前，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从2019年起，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特殊高技能人才（含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人员）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2020年起基本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王寿斌认为，这一点能否尽快地、不打折扣地落到实处，直接关系到“扩招”的目标能否成功实现。

“许多年来，企业编制一直不可能向学校事业编制转岗，现在国家的政策有了，完全可以抓紧实施。同时，允许优秀高职毕业生（尤其是各级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实破学历障碍入职高职院校，以改变高职院校教师的能力结构，这样更有利于对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培养，更加强调和突出技能。”在王寿斌看来，高职目前需要做的，首先是把师资准备充足，要有人承担人才培养的主体责任。

在刘明生看来，学生数量的增加、生源多元化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特色鲜明、业务水平高的师资队伍，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稳定并不断扩大现有教师队伍。要落实好教师工资待遇，还要制定相关的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在职培训；二是在推动校企深度合作、深化校企协同育人中寻求办法，可以聘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能工巧匠来校任教。

扩招第三题：怎么教？

扩招100万，培养方式需要怎么进行调整？王寿斌认为，比较接地气的做法是“学分银行”制度，灵活学制。“这个提法并不新，以前许多学校都这样提，但大多是形式大于实质，没有落到实处，只是摆摆花架子，因为单一的生源不足以敦促学校去做改革。如今，生源多元是必然趋势，‘学分银行’制度需要真正落实。”

“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从2019年开始，探索建立职业教育个人学习账号，实现学习成果可追溯、可查询、可转换。”此前已被写进《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

在王寿斌看来，实施“学分银行”制度，学校可在现有的师资情况下动员教师利用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广泛开设各类选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自主选课，这既可缓解师资压力，促使教师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同时又能满足不同学生素质提升的需求。

刘明生的思路有所不同。他认为，面对多元化的生源需要将学历教育和技能教育有机地衔接、融合，“其实，1+X证书制度已经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其中‘1’即指学历证书，‘X’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也就是学历教育和技能教育相结合。其中的关键，是让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进行合理的认定、积累和转换。”

正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所提到的，职业院校对取得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社会成员，支持其根据证书等级和类别免修部分课程，在完成规定内容学习后依法依规取得学历证书。对接受职业院校学历教育并取得毕业证书的学生，在参加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时，可免试部分内容。

目前，刘明生所在的学校已经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方面进行了尝试，“我们有些专业或课程是主要针对学历教育的，有些主要针对技能培训和考试，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相关课程的学习”。

刘林认为，职业教育在以后的人才培养中要更注重产教融合，一定不能办象牙塔式的教育，要面向市场和社会，比如可以和企业进行合作让学生“工学交替”，真正让学生学到本领，成为企业需要的人才。（作者孙庆玲系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9年3月25日第6版